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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案外人取得款物是善意的,国家就无权追缴。

上传时间:2018-12-21 16:09:00

只要案外人取得款是善意的,国家就无权追缴。

 

在我国,以盗窃或其他方式取得赃物的案件时有发生。当盗赃物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商品交易流通领域后,许多与案件无关的第三人在不知道并且事实上通常很难知道其来源的情况下购买或接受该物品。在此情况下,只要赃物仍然存在,是无限制地追缴,还是合理地保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我国新制定的《物权法》对此并未做出明确规定,这实属一大缺漏。因此,有必要对盗赃物之善意取得制度做出明确规定,以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和市场的交易安全。

根据行的法律规定,“赃款”适用善意取得的规定,这一观点在办理刑事司法解释中已经明确进行了规定。

当然这一司法裁判观点有其演进的过程,主要还是基于市场经济下维护交易稳定的指导思想而趋于认可该观点。

   【民事法律制度】

 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

 该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从法律条文的文字意思上看,并没有对盗赃物作出明确的规定。

一般的民法理论认为,善意取得的标的仅限于在委托物范围内,对于脱离物(非基于真权利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的物)绝对不使用善意取得,其中就包括了赃物、遗失物、漂流物、埋藏物、隐藏物。

从法律规定上看,在《物权法》第一百零七条至一百一十四条对遗失物、漂流物、埋藏物、隐藏物都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单纯从条文的规定上看,对于盗赃物没有明确的规定不适用善意取得。

【刑事法律制度】

刑事案件办理的规定上,对“赃物”的善意取得是逐步采取认可的态度的。

1965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65)法研字第40号已废止

根据该规定,“在办案中已经查明被犯罪分子卖掉的赃物,应当酌情追缴。对买主确实知道是赃物而购买的,应将赃物无偿追出予以没收或退还原主;对买主确实 不知是赃物,而又找到了失主的,应该由罪犯按卖价将原物赎回,退还原主,或者按价赔偿损失;如果罪犯确实无力回赎或赔偿损失,可以根据买主与失主双方的具 体情况进行调解,妥善处理。”

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诈骗后抵债的赃款能否判决追缴问题的电话答复》(1992年8月26日,已失效),明确“赃款”不适用于善意确定,应当进行追缴。具体规定如下:犯罪分子以诈骗手段非法骗取赃款,即使用以抵债归还了债权人的,也应依法予以追缴。赃款赃物的追缴并不限于犯罪本人,对犯罪分子转移、隐匿、抵债的,均应顺着赃款赃物的流向,一追到底,即使是享有债权的人善意取得赃款,也应追缴。

但因为该司法解释颁时间为1992年8月26日,与1996122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该条具体内容:行为人将诈骗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公安部1997年1月9日《关于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五条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2014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有冲突而失效。

该答复原文及附件如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2〕新法研3号《关于对诈骗后抵债的赃款能否判决追缴的请示》收悉。
    经研究,我们认为,犯罪分子以诈骗手段,非法骗取的赃款,即使用以抵债归还了债权人的,也应依法予以追缴。追缴赃款赃物的方式法律规定有多种,判决追缴只是其中一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1965年12月1日(65)法研字第40号《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第三条关于“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移送人民法院判处案件的赃款赃物,应该随案移送,由人民法院在判决时一并作出决定”的规定,人民法院对需要追缴的赃款赃物,通过判决予以追缴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赃款赃物的追缴并不限于犯罪分子本人,对犯罪分子转移、隐匿、抵债的,均应顺着赃款赃物的流向,一追到底,即使是享有债权的人善意取得的赃款,也应追缴。刑法并不要求善意取得赃款的债权人一定要参加刑事诉讼,不参加诉讼不影响判令其退出取得的赃款。
    另外,华联奎副院长在年初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关于协助执行的讲话,不只是针对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执行讲的,也应当包括刑事案件中的财产部分的执行在内。

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诈骗后抵债的赃款能否判决追缴的请示
1992〕新法研3号
最高人民法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中级人民法院和所辖叶尔盖提垦区人民法院(简称垦区法院)两审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蒋安全有期徒刑八年。对被告诈骗后用以顶债的20.5万元赃款,予以追缴返还受骗单位(附原审判决和二审裁定)。在请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简称沙区法院)协助执行追缴赃款中,双方意见分歧,请示我院。
    据垦区法院报告称:在此案发生前,被告蒋安全持盖有伊犁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已声明作废的公章的合同,与自治区林业厅物资供应站崔站长,在双方从未见面洽谈的情况下,由乌市沙区银行办事处工业信贷股干部孔祥岚(女)从中搭桥双方签定了三合板购销合同,总标的50万元。物资供应站给蒋预付款20万元,但合同未履行。物资供应站多次追蒋还款并责成孔负责追回。当蒋至农九师一六一团进行诈骗活动时,孔也跟至一六一团。蒋将羊毛骗到手后,孔坐上拉羊毛的车到昌吉毛纺厂,并赴昌吉市工行营业所,以蒋借的是银行贷款请给予协助。该营业所的一个熟人带着孔到昌吉毛纺厂的开户银行,将诈骗的一六一团的18万羊毛款划拨给林业厅物资供应站。
    在对蒋安全诈骗案的侦查过程中,公安局、检察院都曾到乌市追缴此款,但当地银行不予协助,其理由是:划拨在企事业单位帐上的款,只认法院的判决、裁定。故本案的大部分诈骗款在侦查起诉阶段,未被追回。判决生效后,法院派人对赃款进行追缴。在追缴林业厅物资供应站的18万元赃款时,是由沙区法院协助执行的。1991年8月31日我们从银行拿回18万元的汇票,当从乌市返回兑现时,银行告诉我们,9月6日乌市沙区法院通知此款不能解付。理由是:执行程序有误,故停止支付。现汇票在手无法兑现。追缴三运司的0.5万元是直接给该单位做工作后,以汇票形式带回,现已兑现。在追缴自治区体训大队2万元时,乌市天山区法院在我院出具的协助执行书上签了同意协助的意见。次日当我们从银行取款时才知道,天山区法院又以书面形式通知银行不协助我们。至此,此案的诈骗赃款20万元,因当地法院不协助执行而无法追回。
    他们认为:此案被告人蒋安全以单位名义签定假合同诈骗一六一团的羊毛,将得款大部分用以偿还了单位欠款,使受害单位一六一团遭受了重大损失。该案羊毛款的所有权属一六一团,蒋对该款没有所有权,亦不能用来偿还债务,其将属于他人所有的财产用以偿债的行为是非法的、无效的。林业厅物资供应站、自治区体训大队虽有从蒋所在单位受偿的权利,但也不能将本应属于一六一团的财产收归己有,其债权可以以其他形式向蒋所在单位追偿。至于法院能否以判决形式追赃和予以执行的问题。他们认为:1.《刑法》第六十条已赋予司法机关追赃的义务;2.从现行司法解释来看,进入单位帐户的款的追缴只能凭法院的判决或裁定;3.《民诉法》二百零七条规定了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人民法院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查询、冻解和扣划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银行存款的联合通知》,扣划被执行单位的存款的,应委托被执行单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协助执行。
乌鲁木齐市两级法院不予协助执行的理由是:
    1.《刑法》第六十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而垦区法院判决被追缴的对象不是犯罪分子本人,而是对犯罪分子享有债权的法人,在这些单位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判决这些单位承担义务与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的基本原则不符。
   2.在目前刑事审判实践中,通常是追缴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包括犯罪分子隐藏、转移、存放在他人处的赃款、赃物,而这些人明知是赃款、赃物而拒不交出,可以追究他们窝赃的刑事责任,但垦区法院判决确定的追缴对象,由于享受债权而得到了犯罪分子的还款,是不能构成窝赃罪的。由以上两点,认为协助执行此案,将会在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针对乌市法院的上述理由,农九师中院、叶尔盖提垦区法院最近又提出:根据今年一月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华联奎副院长的讲话,被委托执行的法院对于按委托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执行有疑义经与委托法院协商仍意见不一致时,即应按委托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执行,执行后如发生问题由委托法院负责。
    对农九师法院和乌市法院的不同意见,我院讨论后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法律和司法解释上又没有明确规定,很难决定应支持哪一种意见。对于华联奎副院长关于协助执行所讲的那段话,只仅指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执行还是包括了刑事案件中的财产部分的执行,也不明确。
究竟如何处理,请研究答复。
                                            1992年4月24日

1996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失效)有所松动。该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行为人将诈骗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

四、1997年1月9日公安部颁布《关于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公通字[1997]6号)第五、关于追缴赃款赃物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在尚未立案前,不得扣押物品或者冻结款项。行为人进行诈骗犯罪活动,案发后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发还给被害人;如果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害人被骗款物占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规定:“行为人将诈骗财物已用于归还债务、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被害人因此遭受损失的,可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解决。”

1998年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就发布了《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该《规定》的第十二条、第十八条明确了对于盗窃、抢劫侵占、抢夺、诈骗的机动车,对不明知是赃车的,结案后予以退还买主。

2011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该司法解释进行了修订,并在修订后的司法解释第十条确认了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同时,该司法解释明确,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该解释第十条规定,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一)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

  (二)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

  (三)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

  (四)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

  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2014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在该规定的第十一条,更加明确“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

通过上述文件的梳理可见,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将犯罪取得的赃款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的,不应机械化地认定所有赃款、赃物一追到底,至少不能从实体角度不加区分地全部追缴(程序角度一笔一笔核实则没有问题)。具体应按照2014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参照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他人取得财物是否构成善意取得进行分析、判断,以此来确定相关款项是否应予追缴。这种理解方式不仅符合法理,并且也具备实践可操作性。因此,只要案外人取得款是善意的,国家就无权追缴。

现行规定较为零散,且法律效力较低,建议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全国人大能够通过法律方式对此予以进一步明确。

 

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等)无权追缴涉案“赃款赃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一、法律条文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扣押、冻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违禁品或者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刑事诉讼法》 234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并制作清单,随案移送。……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29条规定,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及其孳息权属明确无争议,并且涉嫌犯罪事实已经查证属实的,应当在登记、拍照或者录像、估价后及时返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10条更是明确规定,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投资或者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予追缴。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投资或者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中与赃款赃物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予追缴。

《信托法》亦规定,有效设立信托的前提是财产合法、目的合法。按照信托法规定,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信托行为,以及以非法财产设立的信托无效;信托根据合同或遗嘱设立时,如果合同或遗嘱无效,则信托相应不能设立;信托设立无效或被撤销,则不产生信托财产隔离和转移的法律效果,也因此不具备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机关的九项侦查措施,不包括“追缴赃款赃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程序中的五项强制措施,也不包括“追缴赃款赃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侦查阶段还没有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怎么能够确定哪些财物是犯罪所得呢?公安局、检察院要求犯罪嫌疑人和他们的家属退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公安局、检察院追缴赃款赃物没有任何理由。具体理由如下:
    1.《刑事诉讼法》侦查篇第六节《查封、扣押物证、书证》

这一节规定了侦查机关有权力查封、扣押、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财产,但没有用赃款、赃物这类肯定性的词汇,更没有使用追缴一词。
查封、扣押、查询、冻结的涉案财产,只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只能是提供给法院的,这些证据要在法庭上出示,要经过被告人、被害人质证,然后法院决定是否采信。未经被告人、被害人质证,未经法院裁决,公安局、检察院认定涉案财物认定为赃款赃物,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公安局、检察院擅自处理涉案证据,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确实属于赃款赃物应当上缴国库的,应当由人民法院确定,并在判决书中写明。侦查机关根据法院的判决书,才能处分涉案财产。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这一条规定在《刑罚的具体运用》一章《量刑》一节。如何量刑是法院的事,侦查机关没有量刑权,也没有权力对如何量刑发表意见。这一条说明,收缴赃款赃物的权力只属于法院,侦查机关没有量刑权也就没有收缴权。

3. “积极退赃可以从轻处罚"
    侦查机关动员犯罪嫌疑人退赃最爱说的是这句话。但这句话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样,查不出任何法律根据。
   《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主动退赃并不等于自首。自首必须出于自愿,必须是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主动退赃往往是在诱骗或者威胁下而“主动”的,侦查机关往往用“本人已经承认犯罪”,“主动退赃就可以释放”等话骗取家属退赃,或者以“重判”相威胁,迫使在押人员“主动退赃”。这种主动不是真的主动。而是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

“主动退赃”后如何要求返还?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公安局、检察院参与侦查活动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诉讼行为,而不是行政行为。对侦查机关的收缴行为不服,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司法机关的诉讼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只能走国家赔偿程序。
   《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国家负赔偿责任。这里包括了非法追缴。不应当追缴的公民个人财产,法院判决追缴了,通过再审判决该公民无罪了,对于已经追缴的公民合法财产,应当由原判法院予以赔偿。这叫刑事赔偿。
    公安局、检察院追缴的赃款赃物,法院判决认为不属于赃款赃物部分的,公安局、检察院对公民的损失也应当赔偿。这也属于刑事赔偿。
    国家刑事赔偿需要两个条件:
    1.司法机关违法。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应当移送法院,赃款赃物属于犯罪证据,侦查机关把查封的赃款赃物没有移交法院,而是直接上缴国库了,就是违法。
    2.侵犯公民合法权利。法院没有认定是赃款赃物,就是公民合法财产。侦查机关把公民的合法财产上缴了国库,就是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上缴国家财政的钱无法退还,这是事实。受害的当事人不能向公安局、检察院要求退款。只能够要求公安局、检察院赔偿自己的损失。要求刑事赔偿需要书面形式,赔偿义务机关受到申请后应当在两个月内作出书面答复。申请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的答复满意的,领取赔偿金。申请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或者超过两个月没有受到答复的,三十日内有权利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申请人对复议决定满意的,到赔偿义务机关领去赔偿金。申请人对复议决定不服,或者复议机关在两个月内未作出书面决定的,申请人有权利在30日内向法院申请裁决。国家赔偿案件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国家赔偿案件为一审终审,双方都不得上诉。法院的判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必须无条件执行。

赃款赃物的性质,只能够由国家授权的特定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执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作出的生效裁决来确定

这是认定赃款赃物在程序上的决定性要件,也是理论与实践中必须正确认识的一个重要问题。生效的裁决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行政执法机关依照有关的行政法律、法规在其权限范围内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二是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刑事案件作出的裁决。赃款赃物的性质在程序上只能够通过有权国家机关的生效裁决才能认定,是因为赃款赃物是以违法犯罪行为的成立为前提的,而在某一行为被认定为违法犯罪之前,由于该行为的性质不能够确定,因而通过该行为所获取的财产就难以定性为赃款赃物。明确这一点,对我们的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违法犯罪所获取的财产,是否能够定性为赃款赃物,最终只能由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予以确定。在刑事诉讼中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利对赃款赃物进行认定,公安机关无权认定。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只有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后,被告人的非法所得才上升为罪犯的赃款赃物,即是说,在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在其法律上的地位被确定为罪犯之前,其违法所得便不能够成为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赃款赃物。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侦查阶段,只使用过“物品、文件”、“存款、汇款”、“财物及其孳息”、“合法财产”等字眼,在人民法院审判判决后才有赃款赃物的说法。

因此,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我们公安机关特别是我们经侦部门在侦办刑事案件时是没有权认定有关涉案款物为赃款赃物的,而且也没有办法来认定,依据什么法律、需要哪些证据等都导致没有办法认定。具体理由如下:

1. 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任务相背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第三条,公安机关只负责“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第四十三条,“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罪重的证据材料”,等等。公安部制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对公安机关的任务也作了相似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任何一条规定有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有追缴赃款赃物的职责。

2.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授权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追缴赃款赃物或者追缴涉案款物的权,在法定的讯问、搜查、鉴定、通缉等十种侦查措施中也没有追缴措施。

3. 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赃款赃物都还没有也无法被认定,追缴赃款赃物从何而来。

4. 国家、企业、个人的财产被犯罪嫌疑人侵犯要挽回损失,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当然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但公安机关只能够是通过侦查、预审等措施证明该事实的存在,怎么样挽回应当由被害单位和个人向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解决)。

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规定应当仅适用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无权以此规定追缴财物。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第48条对赃款赃物的移送和处理作了详尽的操作性规定。据此《规定》,赃款赃物是否随案移送,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作以下处理:(1)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应当依法随案移送;对不宜移送的,应当将其清单、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随案移送。(2)侦查机关冻结在金融机构的赃款,应当向人民法院随案移送该金融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3)查封、扣押的赃款赃物,对依法不移送的,应当随案移送证据清单、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规定》明确指出,不得以未移送赃款赃物为由,拒绝受理案件。因此,赃款赃物并不是一律都要移送法院,法院不能以检察院未随案移送赃款赃物为由拒绝受理案件。

案例

案例一:男子骗贷归还信用卡欠款 东窗事发获刑七年

为归还信用卡透支后的欠款,男子以好处费为由说服车行老板,联手制作虚假购车合同从银行骗贷。2014年1月21日,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此案作出判决,以被告人吴桐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2013年3月初,被告人吴桐因要归还信用卡透支欠款,便想利用车贷骗取银行贷款,后经人介绍与“阿文” (另案处理)相识,经“阿文”安排,被告人吴桐找一家公司老板韩斌(另案处理),双方同意被告人吴桐以购买该公司宝马车的名义与该公司签订一份虚假购车合同,使银行贷款能够转至该公司的账户,被告人吴桐许诺给韩斌一定的手续费。2013年3月25日下午,被告人吴桐带领银行的工作人员来到韩斌公司核实贷款事宜,韩斌公司的员工向银行工作人员出示了公司与吴桐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同日,银行将371000元汽车贷款转至被告人吴桐的信用卡上,随后吴桐用该张信用卡通过韩斌公司的POSE机将贷款全部转到该公司的账户内。之后,韩斌按事先的约定将该笔贷款汇至吴桐的银行卡上,并收取了吴桐给付的26000元的手续费。案发后,除公安机关从吴桐处扣押的赃款2500元、从韩斌处扣押的26000元发还给了被害单位处,其余赃款均未归还。

2013年5月31日,被告人吴桐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欺骗的方法骗取银行贷款371000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被告人吴桐被公安机关口头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法院对其减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案例二:

原告的巨额购糖款被骗,而被告却在外逃期间还了第三个人的欠款11万元,这让受骗的原告心里很憋屈,于是向法院申诉,认为这第三人连同被告应该连带 把这笔货款赔偿给自己。那么,第三人是否应当返还这笔款呢?近日,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王号在申诉时称,2010年10月底,被告何定国向自己及蔡虎虚构有低价糖出售,骗取他们的购糖款358.8万元。同年的12月9日,何定国收到这 一大笔购糖款后,将其中的一部分偿还了其他人的欠款,把剩下的款投入到了期货市场,后因期货亏损,便将期货上的余款取出,携220万元外逃。

在外逃期间,被告人何定国还了第三人刘彻的个人债务11万元。因其外逃期间,刘彻曾劝其自首,王号认为,刘彻是在明知这笔款为诈骗财物的情况下,还依然收取了何定国归还的欠款,其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2011年7月30日,经公安机关侦查,将刘彻银行账户上的11万元予以冻结。同年11月18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何定国有期徒刑11年,但对公安机关已冻结的款11万元未处理。

王号认为,何定国的犯罪行为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何定国以诈骗的财物偿还了刘彻的欠款,何定国和刘彻得连带赔偿那11万元。

对此,被告何定国称,自己欠原告王号的钱是事实,其偿还第三人刘彻欠款11万元是合法行为,自己也没有告诉刘彻所归还的这笔欠款是用诈骗的钱偿还的。刘彻不应返还这笔款。

第三人刘彻辩解说,此案涉及刑事犯罪,原告王号应当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他也不知道被告何定国还给自己的欠款为赃款;货币为不特定物,所以本案涉及的11万元款项不能认定是被告何定国骗取原告王彻的赃款,偿还给自己是合法的。

法院审理后认为,何定国将诈骗王号、蔡虎货款中的一部分打入期货账户补仓,因补仓后出现更大亏损,何定国便把期货账户上的余款全部提取出来,后携带220万元外逃。何定国在逃期间,用携带的220万元中的一部分,偿还了刘彻的11万元欠款。

由于人民币是种类物,而不是特定物,而王号的货款,经何定国用上述方式流转后,已无法确认偿还给刘彻的11万元欠款中有多少是王号的货款。

另外,王号提供的公安机关对何定国的讯问笔录及刘彻的询问笔录,虽然能够证明刘彻劝过何定国自首,但不能充分证明刘彻知道何定国是用诈骗的赃款偿还给了自己。且何定国诈骗案发后,公安局机关冻结了刘彻的银行存款11万元,但在检察机关对何定国的起诉书和刑事判决书中均未对该款作为赃款予以追缴。而 2011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 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本案中,由于王号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刘彻明知何定国是用赃款偿还自己欠款的事实,且刘彻与何定国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何定国应当偿还刘彻的欠款。因 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刘彻取得何定国归还的欠款属于善意取得,应不予追缴。根据上述理由,法院驳回了王号的诉讼请求。